最高院巡一庭事情会就涉税行政诉讼案件六个法式问题予以明确

编者按：2018年3月30日，最高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到第一巡回法庭调研，组织召开巡回区行政审判事情座谈会，要求对巡回区内四级法院贯彻实施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疑难问题举行汇总，形成统一意见，作为行政审判庭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的参考。凭据集会精神，第一巡回法庭行政审判团队将巡回区四省区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问题收集、整理，并报经第一巡回法庭行政专业主审法官集会讨论，研究形成了《第一巡回法庭巡回区四省区行政审判执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共二十八条，其中有部门条款对法院以及税务状师管理税务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复议维持案件，税务机关不得以第三人身份到场诉讼《意见》第4条，如何明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原告差别意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到场诉讼的划定。答：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差别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以第三人身份到场诉讼。

这是诉讼法的一般原理。行政诉讼中的破例情形，仅仅是复议决议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为配合被告的情况下，原告仅仅起诉复议机关或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人民法院应当追加未被起诉的一方为配合被告，不得通知该行政机关以第三人身份到场诉讼。

税务行政案件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发生纳税争议，需先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才气进入行政诉讼法式，也就是“复议前置法式”。《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划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配合被告。

”再凭据《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相关划定，行政机关作为配合被告的属于人民法院追加第三人的除外情形。也就是说，在税务案件中，属于复议维持案件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与维持复议的复议机关为配合被告，此种情况下，税务机关不得作为第三人到场行政诉讼。二、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再审案件，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时机《意见》第10条，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再审案件，是否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的时机。

答：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重审或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根据一审法式审理，应当给予被告举证的时机。理由：无论是打消一审讯断发回重审，还是打消一审裁定指令重新审理，回到一审后，都是一个新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例定的一审法式，给予被告举证的时机。否则，人民法院无法对被诉行政行为正当性举行有效审查，难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税务案件较之于一般行政类案件具有专业性强、事实难以查清、证据难以收集等特点，因此，税务行政诉讼类案件发回重审的情况并不少见。

案件一旦发回重新审理或者指令继续审理，法院不应流于形式对案件不举行全面审查，被告在庭审历程中应当享有充实举证的权利，充实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保证庭审的公正。三、纳税争议案件经复议后，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情形《意见》第10条，复议前置案件中，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逾期不作出复议决议的，当事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答：复议前置案件中，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逾期不作出复议决议的，当事人只能对复议机关的不受理行为或不推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不切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平复议决议的，无论是选择起诉复议决议，还是原行政行为，都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划定，在收到复议决议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决议的，应当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执法尚有划定的除外。另外，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划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只能适用于未经复议直接起诉被诉行政行为的情况。

四、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可不列为第三人《意见》第16条，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否应列为第三人。答：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与被诉复议决议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到场诉讼。可是，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没有自己的利益，一审未通知其到场诉讼，不属于遗漏必须到场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

在税务行政复议案件中，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法院应当勉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作为第三人到场诉讼。可是，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其作出的原行政行为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且与复议机关的利益是一致的，复议机关作为上一级机关，完全可以替代原税务机关。所以，即便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未到场行政诉讼，也不能认定为遗漏到场诉讼的第三人，讯断打消一审讯断，发回重审。五、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方负担对方当事人状师费等缺乏执法依据《意见》第18条，行政诉讼中讯断败诉方负担对方当事人状师费、差盘缠、误工损失、缺乏执法依据。

在现实中，许多人认为在一起诉讼案件中，如果自己胜诉，自己负担的状师费、差盘缠、误工损失等都应当由败诉方负担。《行政诉讼法》划定，当事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到场全部的诉讼运动，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必须由状师署理，因而状师费是当事人凭据其自身的情况(知识、履历和支付能力等)自主选择是否聘请状师而发生的，可以聘请状师，也可以不聘请状师。另外，诉讼历程中发生的其他合理用度或者损失由败诉方负担，并没有执法或者法例予以支持，缺乏执法依据，因此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六、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依据执法、法例，参照规章举行审查《意见》第20条，行政协议中的约界说务，是否需要举行正当性审查。答：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约界说务，属于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是否正当，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划定，依据执法、法例，参照规章举行审查，不能凭据条约法关于条约的有效性划定举行审查。

行政机关在其自由裁量权规模内实施的行政协议行为，才是正当有效的。近些年来，税收遵从协议在税务实践中被不停地运用。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将纳税服务的目的确定为“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税人满足，终于纳税人遵从”，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提高越来越被国家所重视，逐渐成为我国税收征管事情中的重心之一。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大企业税收服务和治理规程（试行）》，认可税收遵从协议的正当性，明确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税法遵从度。

治理规程还明确了税法遵从协议的签订实施、羁系、税源监控、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等各方面的内容，确立了税法遵从在我国税收征管事情中适用的规则。凭据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国税发2011年71号文中第四节关于税收遵从协议的签订和实施的内容来看，第十七条划定，“税务总局与企业团体在自愿、平等、公然、互信的基础上，签订税收遵从协议，配合答应税企双方互助防控税务风险”；第十八条划定，“税务机关凭据企业内控体系状况及税法遵从能力，经与企业协商，确定是否与企业签订税收遵从协议。”71号文不仅划定了税企双方签订税收遵从协议所承袭的原则，而且还确定了各方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推行的义务。

税收遵从协议作为税务机关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的新型执法方式，在为大企业提供纳税服务，提高企业遵从度方面发挥了较为努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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